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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克蘇地區烏什縣依麻木鎮國家通用語言學校的學生們在展示硬筆書法作品。烏什縣委宣傳部供圖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回顧歷史，自漢代正式成為中國版圖一部分至今，新疆地區的歷史始終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發展，新疆的命運始終與偉大祖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考古研究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各地方文明在彼此競爭、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借鑒，逐漸顯現出一體化趨勢。距今3800年前后，各地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最終融匯凝聚出以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向四方輻射其文化影響力。中原地區文化是中華文明總進程中的核心與引領者。此后，歷經夏商周，大一統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秦漢兩個統一封建王朝的建立，開創并奠定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政治格局，大一統思想也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價值取向。自秦漢以來的2000多年中，中國歷史上既有秦漢、隋唐、元明清的大一統時期，也有三國兩晉南北朝、宋遼金的割據時代，但是每一次割據都孕育著更大規模的統一。無論是以漢族統治者為主還是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主建立的王朝，無論是統一時期還是割據時期，大一統始終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
從總體發展趨勢看，新疆也是經歷了從統一走向割據，再由割據走向統一的過程，這與整個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自公元前60年漢朝設立西域都護府，新疆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無論是在國家大一統時期，還是在割據時期，新疆地區始終都在中央統一管轄之下，歷代中央政權都有效行使著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和治理權，在新疆設立管理機構，派遣官員，駐扎軍隊，征收賦稅，推行國家的法律等。這是新疆地區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方向。即使宋遼金時期新疆地區出現了如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鶻王國、于闐李氏王國，元代后期至清朝初期出現了東察合臺汗國、葉爾羌汗國、準噶爾汗國等地方政權，但這正反映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各地區、各民族都處于不斷交往交流交融之中。新疆歷史上出現的割據局面，都是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進程中的一段插曲，是這一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我們不能僅用一個階段歷史的走勢來否定長時段中作為主流的中國大一統格局。
先秦時期，古人常稱國土疆域為“天下”“四方”，即古代國家的疆域是由中心（中原）、邊緣（邊疆）共同構成；在“天下”“四方”之中，其“國民”是由華夏（漢族）和四方的蠻、夷、戎、狄組成，也就是包括了華夏族（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組成了“五方之民”。正如唐玄宗時期一位士人楊若虛所說：“華夏者國之心腹，邊陲者國之支體。若心腹克盈，則支體無害。”他將整個中國比喻為人的身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認為中原地區如同國家的心腹，而邊疆地區則如同國家的肢體。如果心腹飽滿，則肢體就沒有任何損害。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是將中國的邊疆地區視為整個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秦漢、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統時期，中央政權在新疆地區設立西域都護府、西域長史府、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別失巴里、行尚書省、哈密衛、伊犁將軍府等管理機構。而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宋遼金的割據時代，中原政權也始終對新疆地區實施著有效的管轄和治理。即使西域地區出現地方或割據政權，也都是我國疆域內的地方政權形式，都不是“獨立的國家”。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外國文獻及中國西北少數民族文獻中，曾將古代中國稱為“秦”。11世紀學者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語大詞典》中將當時的中國分為上秦、中秦和下秦三部分。其中，上秦為北宋，中秦是遼朝，下秦為喀什噶爾一帶，上秦、中秦、下秦三位一體為完整的秦。金元之際的李志常在《長春真人西游記》中稱漢人為“桃花石”，相應在《突厥語大詞典》的詞條里，回鶻人被稱為“塔特·桃花石”，也被直譯為“中國回鶻人”。在喀喇汗王朝的錢幣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與東方之王”等稱呼。這說明，即使在中國歷史處于割據狀態時，西域的地方政權喀喇汗王朝仍然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并沒有自外于中國。比馬赫穆德·喀什噶里時代稍晚的中亞人馬衛集，在其《中國》一書中也稱“中國這個王國地域遼闊，由眾多城市、集鎮、村莊所組成”，“他們的領土分為三個地區，即：秦、契丹、回鶻”。這說明，當時中亞地區的人們也普遍認為中國是由三部分組成，不僅包括了宋、遼，也包括了由回鶻人、葛邏祿人、樣磨人等共同建立的喀喇汗王朝。
在古代中國，印是行使國家權力的象征。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漢朝統一西域后，對西域各地首領“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1953年出土于新疆新和縣的“漢歸義羌長”銅印，就是漢朝中央政權頒發給某支羌人部落首領的官印。據《魏略·西戎傳》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車師后部王壹多雜被曹魏冊封為“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明朝冊封西域各地的首領為王，哈密、吐魯番和瓦剌等地方首領都由朝廷冊封，并頒發印信。據《明孝宗實錄》記載，明孝宗在位時期，于1492年“詔哈密故忠順王脫脫近屬侄孫陜巴，襲封忠順王，給賜金印、冠服”。1771年，蒙古族土爾扈特部從伏爾加河流域東歸時，其首領渥巴錫見到伊犁將軍，將明成祖于明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頒賜給土爾扈特人的漢篆敕玉印獻給了將軍。這顆大印一直被土爾扈特人保存了360多年，表明其對中央政權的高度認同。新疆地區各民族首領接受中央政權頒賜的印信，表明自己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員，代表中央在地方行使權力。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自漢朝以后，歷代中原王朝時強時弱，和西域的關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權對新疆地區的管治時緊時松，但任何一個王朝都把西域視為故土，行使著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權。新疆地區各地方政權都有濃厚的中國一體意識，或認為自己是中原政權的分支，或臣屬于中原政權。
正確認識新疆歷史問題，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然堅持使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關話語。在這一話語體系下，我們對新疆歷史的發展作出的結論就是，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開拓了中國的遼闊疆土，共同締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當然，堅持將新疆地區的歷史置于中國歷史的構架下，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相關話語敘述其歷史，并不妨礙我們將新疆區域性歷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置于亞洲史、東亞史、中亞史或內亞史，乃至全球史的視野下進行考察。但如果像某些西方學者那樣，將中國的邊疆史、民族史、元史、清史等，從中國歷史的敘事框架中剝離出來，僅僅強調它們的“內亞性”“中亞性”“民族性”“特殊性”“非中國性”，顯然是在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敘述中國歷史，必然導致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敘事的割裂和肢解。更有一些西方敵對勢力、境內外“三股勢力”，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上，用“殖民性”“獨立性”的話語解釋新疆歷史。在這一話語體系下，得出的必然是一系列謬論，并以此達到他們分裂、肢解中國的目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新疆地區的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新疆各族人民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始終與我們偉大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疆歷史的研究和學習，必將帶來新疆經濟社會發展的光明未來。
（作者系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黔網文（2021）
1658-00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