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歡迎中國民族文化資源庫！
近日，由中國人口學會民族人口專業委員會主辦的2018年中國民族人口學術研討會在銀川市召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疆大學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新疆人口的發展變動，少數民族人口的結構、教育、婚育以及遷徙、脫貧與幸福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指出，少數民族人口研究是我國人口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人口問題與國家生育政策及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密切相關。研究好少數民族人口問題，提出恰當的政策建議，能為實現我國人口均衡化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本文特集納了此次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學者交流的研究成果，希望對讀者了解我國少數民族人口問題有所啟發。
1 結美滿姻緣，從族際通婚看各民族交融發展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讓各族群眾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鄰居、結得成美滿姻緣。各民族之間的通婚，有利于加強民族團結，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沈思通過對族際通婚的定量分析，勾勒出近年來我國族際通婚的基本狀況及各民族交融發展的態勢。
12個民族的族際婚超過族內婚
關于族際通婚的研究，過去多以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較少，因為能利用的數據少。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首次公布了不同民族通婚的具體數據，隨后定量研究成果逐漸增多。
“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有配偶的夫婦中，屬于族際通婚的有1706.74萬人，占已婚人口的3.01%，比2000年增加了81.24萬人。
數據顯示，56個民族的族際通婚率差別較大，2000年至2010年，絕大多數民族的族際通婚率基本穩定，體現出各民族交融發展的態勢。其中，有12個民族的族際通婚率超過50%，即族外婚比例超過族內婚比例。這12個民族分別是鄂倫春族（88.63%）、赫哲族（87.44%）、俄羅斯族（85.54%）、高山族（80.36%）、錫伯族（75.53%）、塔塔爾族（71.37%）、鄂溫克族（70.93%）、京族（63.71%）、達斡爾族（58.98%）、畬族（54.94%）、仫佬族（52.38%）和烏孜別克族（51.76%）。
這12個民族中，除畬族外，均是人口較少民族（人口總數在30萬以下），其中人口在10萬以下的民族有8個。
56個民族中，有6個民族的族際通婚率低于10%，分別是藏族（7.16%）、柯爾克孜族（4.29%）、哈薩克族（4.2%）、塔吉克族（2.84%）、漢族（1.45%）和維吾爾族（0.53%）。
這6個民族中，有4個民族人口基數較大：漢族和維吾爾族人口在千萬以上，藏族和哈薩克族人口在百萬以上。而柯爾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則居住在帕米爾高原，地理位置偏遠，人口流動性差。
通過數據可以看出，一般來說，各民族的人口規模直接影響族際通婚的絕對數量，人口少的民族族際通婚率高，人口多的民族族際通婚率低。而居住地理條件、人口流動性等因素，也成為制約族際通婚的重要因素。
少數民族形成了九大通婚圈
由于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民族的地域分布對族際通婚也有著重要影響。根據各民族的主要通婚對象和通婚率，可以將除漢族外的55個少數民族歸為九大通婚圈：
一是回族通婚圈。居住在青海、甘肅、新疆等地的東鄉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受人口規模及宗教信仰影響，以回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二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通婚圈。居住在新疆的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和塔塔爾族，同樣因為人口規模及宗教信仰原因，以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三是壯族通婚圈。居住在廣東、廣西、貴州等地的瑤族、仫佬族、毛南族和京族，以當地人口較多的壯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四是藏族通婚圈。居住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的土族、羌族、裕固族、門巴族和珞巴族，以當地人口較多的藏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五是苗族通婚圈。居住在湖南、湖北、云南、貴州、廣西、重慶等地的布依族、侗族、土家族、水族、仫佬族和仡佬族，以當地人口較多的苗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六是彝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貴州、四川等地的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布朗族和基諾族，以當地人口較多的彝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七是白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等地的傈僳族、納西族、阿昌族、普米族和怒族，以當地人口較多的白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八是傣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等地的景頗族、阿昌族和德昂族，以當地人口較多的傣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九是東北通婚圈。居住在內蒙古、黑龍江、遼寧等地的鄂溫克族、鄂倫春族、俄羅斯族、赫哲族和錫伯族，以蒙古族、滿族和達斡爾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由此可以看出，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決定著族際通婚的廣度和深度。
46個少數民族通婚率最高的對象是漢族
“六普”數據顯示，雖然每個民族都與其他民族有著通婚關系，而且主要通婚對象差異較大，但所有的少數民族都與漢族有通婚關系。其中，有46個少數民族通婚率最高的對象是漢族。高山族、俄羅斯族、鄂倫春族和赫哲族這4個民族以漢族為其主要通婚民族，通婚率在65%以上。
研究發現，絕大多數民族的女性族際通婚率要高于男性。2010年，42個民族的女性族際通婚率高于男性，其中9個民族的女性族際通婚比例高出男性的1倍以上，且女性的流動率均高于男性。這9個民族分別是哈尼族、黎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頗族、德昂族、獨龍族和門巴族。
僅有兩個民族的男性族際通婚率遠高于女性，分別是烏孜別克族和塔塔爾族。這兩個民族屬于人口較少民族，居住在新疆邊境地帶，主要通婚民族是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
隨著近年來各民族人口跨區域流動空前增加，族際通婚愈加頻繁。根據對2015年總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分析，21歲至35歲年齡段的族際通婚人數占比高。調查還顯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增加了族際通婚的可能性。
2 各民族幸福感普遍提升
“你幸福嗎？”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幸福感越來越受到關注。調查顯示，新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幸福感明顯提升。如果細究，各民族的幸福感又如何呢？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周祝平對幾個人口較多民族的幸福感進行研究，發現了一些特點。
調查顯示，在漢、滿、蒙古、回、壯這幾個民族中，回族的幸福感最高，2015年感覺“非常幸福”和“比較幸福”的總人口比例達91.7%；而蒙古族感覺“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最高，達36.7%。
調查還顯示，2003至2010年是各民族幸福感提升最快的時期，漢、蒙古、滿、回、壯這5個民族感覺幸福的人口比例分別上升了35.1、27.6、35.2、45.0和35.5個百分點。但是，2010年至2015年各民族的幸福感提升速度都明顯放慢，平均不足10個百分點，壯族甚至還下降了5個百分點（如左圖）。
各民族幸福感提升速度放緩，甚至遭遇瓶頸，符合“伊斯特林悖論”（或稱“幸福悖論”）。該理論認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財富的增加并不能帶來幸福感的相應增加。各民族在經過了物質水平的提高帶來的幸福感提升后，未來幸福感的繼續提升將更多依賴非物質因素，即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3 遷移流動，深刻改變邊境人口結構
我國陸地邊境線近86%位于民族地區，有30多個民族與國外同一民族相鄰而居，這決定了我國邊境人口具有顯著的地域及民族特征。隨著邊境交通基礎的改善及“一帶一路”、新亞歐大陸橋等建設，人口流遷逐漸成為邊境人口自然結構改變的重要因素。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蔡果蘭通過對內蒙古、廣西、云南、黑龍江、吉林、新疆等邊疆六省區的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及實地調研，對近年來邊境人口的流遷走向及特點有了初步研判。
務工經商是人口流入邊境地區的主因，青壯年是主力
2010年，邊疆六省區人口流入原因多樣，最主要的是務工經商，云南最高達52%，吉林為27%。到了2015年，這種傾向更為明顯，云南、吉林流入人口中，務工經商者均達80%以上，其中還伴隨著家屬隨遷。
從流入人口的地域可以看出：一是黑龍江和新疆對比明顯，黑龍江70%以上是省內跨市流入，而新疆70%以上是跨省流入；其二，廣西與內蒙古人口流入結構相同，40%以上跨省，30%以上跨市，20%跨縣；其三，云南與吉林類似，都是省內跨市流動略高于跨省流動。
2015年，邊境流入人口有一大共同點，就是均為青壯年，其中內蒙古流入人口年輕態最顯著，最大的儲備年齡是25歲至29歲；其次是新疆、廣西、云南，吉林與黑龍江相比較而言呈壯年化，40歲至55歲年齡段偏多。
邊境地區凈流入和凈流出現象并存
由于對外開放帶來的邊貿紅火，很多邊境地區出現了人口凈流入現象。如廣西憑祥，流入人口大都做生意，主要經營紅木、水果、越南特產等。由于中越兩國邊民來往方便，很多越南人樂意到中國打拼，包括不少年輕婦女。大部分本地人覺得，外來人口的流入帶動了憑祥的發展。
內蒙古二連浩特是類似的狀況。二連浩特作為與蒙古國接壤的口岸城市，與蒙古國的商品貿易來往密切，加之當地人十分友好，生活環境安逸，吸引了不少青壯年群體前往經商。當蒙古國經濟形勢好時，二連浩特流入人口能達到本地人口的兩三倍。
但在吉林延邊的邊境鄉鎮，卻出現了人口凈流出現象。當地朝鮮族青壯年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加上與韓國的歷史淵源，很多群眾尤其是大量婦女外出務工經商，主要流出地在韓國和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北京、上海、山東、廣東等省市。當地甚至出現了一些“空心村”“光棍村”，人口數量銳減，人口結構失衡。
4 新疆人口的變動趨勢及面臨的挑戰
新疆作為邊疆多民族聚居區，在決勝全面小康階段，發展和穩定的問題十分突出。人口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新疆人口問題得到學界普遍關注。
本次研討會特開辟了“新疆人口”單元，南開大學教授原新、新疆大學教授艾尼瓦爾·尼吉木和副教授熱衣拉·買買提、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馬勝春、河北大學副教授王朋崗等圍繞新疆人口變動與生育政策、人口與經濟均衡發展、人口與就業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新疆人口的變動趨勢
占我國國土面積約六分之一的新疆，有13個世居民族。2016年，新疆總人口達2398.08萬，其中維吾爾族1144.9萬人，占47.74%，漢族826.95萬人，占34.48%，兩者合占全疆人口的82.22%。
由于經濟建設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后新疆外來人口不斷增加，維吾爾族人口在全疆的比重由1949年的75.95%下降到2016年的47.74%。但是，維吾爾族人口的絕對數量卻呈現較快增長勢頭。
據統計，1949年維吾爾族人口為329.12萬，到2016年已增加了2.48倍，保持年均3.7%的增速，年均凈增12.18萬人。維吾爾族人口數量的增長，與我國對農村和少數民族實施較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
如果將新疆分為北疆、東疆和南疆三大地理板塊，伴隨著這三大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維吾爾族人口的分布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維吾爾族人口絕大部分聚居在南疆，其后維吾爾族逐漸向北移，而漢族則有南移的趨勢。因此，南疆維吾爾族人口比重由1953年的88.08%下降到2016年的82.95%，北疆維吾爾族人口比重則由1953年的7.13%上升到2016年的11.89%，東疆維吾爾族人口則由1953年的4.79%上升至2016年的5.16%。
新疆人口增長面臨的挑戰
根據學者們的分析，目前新疆人口呈現如下發展走向：
一是新疆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過渡，其中漢族人口已經屬于典型的老年型，且其少子老齡化的程度比全國平均水平更加嚴重；而少數民族人口屬于成年型早期，比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平均水平更加年輕。
二是目前新疆少數民族人口再生產類型處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階段，這也決定了其少兒撫養比高達35.99%，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加，就業壓力增大。
三是新疆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發展呈現不均衡性，人口較快增長抵消了經濟發展的部分成果。同時，由于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能形成的現實人力資本大打折扣，不利于經濟快速發展。
一方面，少數民族人口尤其是南疆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導致人均耕地和牧草地資源減少，使當地本就脆弱的生態環境面臨更嚴峻的壓力；另一方面，人口撫養比高，導致很多家庭經濟負擔過重，不但加深了貧困，還直接影響到孩子受教育水平，有可能造成下一代繼續貧困。同時，大量適齡勞動人口不能及時就業，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不安定因素。
作為“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南疆四地州的脫貧攻堅問題得到黨中央高度重視。為解決當地勞動力外出務工難等問題，在對口援疆政策的幫扶下，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開始落戶南疆，吸納維吾爾族青年進廠工作，產品由對口支援的省份幫助銷售，不但就近解決了不少維吾爾族青年的就業問題，而且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
黔網文（2021）
1658-00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