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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縣的平民識字課。
晏陽初在定縣翟城村，毛驢是他固定的交通工具。資料圖片
1890年，晏陽初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個師塾之家。雖然生在傳統的書香門弟，但他從小就在西方傳教士興辦的學堂里接受西式教育。11歲時，晏陽初接受洗禮，從此，平等、博愛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1913年，23歲的晏陽初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1916年，他考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獲學士學位。1918年赴法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任北美基督教青年會戰地服務干事。戰后，他到普林斯頓大學深造，1920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開始了其獻身平民教育事業的傳奇一生。
從河北定州市區驅車向東，我們去看一棵近百歲的核桃樹。樹齡百年并不稀奇，讓這棵樹不同尋常的，是它的種植者——晏陽初，上世紀上半葉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蜚聲世界的平民教育家。
從1926年開始，懷揣耶魯與普林斯頓雙料常青藤大學文憑的晏陽初，與一批志同道合者一道，告別都市，來到河北定縣東亭鎮翟城村，開啟鄉村建設試驗。試驗持續11年，書寫了現代中國歷史上鄉村建設試驗傳奇的一章。
在法國為華工服務，埋下理想的種子
晏陽初從事平民教育、鄉村建設的種子，萌發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法國于1916年春從中國招募15萬余名勞工，到法國戰場后方各軍需廠做工。為了與勞工溝通，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的一些學生響應號召，于大戰末期到法國的中國勞工營從事服務工作。
這些學生中，就有晏陽初。
當時的晏陽初，剛剛從耶魯大學畢業。在這所常青藤大學，他當選為華人協會會長，并成為耶魯唱詩班中第一位華人成員。
晏陽初于1918年6月抵達法國北部的布朗，那里有5000名中國勞工，多來自華北，以山東為主。晏陽初與勞工們打成一片，在翻譯、傳達之余，向勞工們講述有關中國的動態和歐戰的狀況。
勞工們最需要的服務，是替他們寫家信。雖然信很簡單，只是報個平安，但每天晚上寫百余封信，還要代辦匯錢手續，工作量也很大。晏陽初決定嘗試教勞工們認字。
當天晚上，在公共食堂里，幾個勞工和晏陽初圍坐在一張飯桌旁。晏陽初的面前，放著一張小石板、一支石筆。他用石筆在石板上寫，幾個勞工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畫，“那種認真而誠摯的樣子，縱是鐵石心腸者，見了也會感動。”晏陽初后來回憶。
勞工們認字的熱情很快被激發起來。4個月后，最早跟晏陽初識字的40余人中，有35位可以寫家信了。晏陽初特意請來一位美軍將軍主持畢業典禮，35個中國勞工，一一從將軍手中領得一張畢業證書。
識字運動很快風靡法國的中國勞工中，同時也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教科書，二是日常讀物。晏陽初自己動手，從一本中文字典和國內寄來的報章中，選擇最常用的單字和復合詞，再加上中國勞工的通俗口語和平常家信習用的詞句，共約千余字，作為勞工識字的教材。
后來，晏陽初在國內推行平民教育，與專家們一起編寫《平民千字課》，發行數百萬冊，其基礎理念，可溯源于旅法時期。
根據社會學家陳達的研究，華工初到法國時，識字的僅有20%左右，1920年底，識字者增至38%左右。
為最貧苦的文盲同胞服務
在法國的經歷，改變了晏陽初的一生。
從中國勞工身上，他有兩大發現：一是這些普通人不缺少智力與熱誠，他們缺少的，只是受教育的機會而已；二是士大夫階層對貧苦大眾的無知。
“表面上看，我在教他們；實際上，他們指點了我一生的方向。”晏陽初立志，回國后，不做官、不發財，把終身獻給勞苦大眾。
在1919年4月于巴黎舉辦的主題為“旅法工作經驗與未來中國工人福利問題”的討論會上，晏陽初提出“平民教育運動”的議案。
1919年6月，晏陽初重返美國，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研究所的獎學金。第二年夏天，他完成碩士學位，并當選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會長。
同年，晏陽初接到母親生病的消息，決定提前回國。臨行前，他到紐約與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副總干事福勒徹爾·柏克曼辭別。
后來，在《我發現東方》一書中，柏克曼回憶，他對前來辭行的晏陽初說：“你具有書香世家和慈父教授中國經典的良好基礎，加上海外新教育，回國后當可迅速獲得領導地位，以為中國學人服務。”
但是，他得到的是晏陽初鄭重且決斷的答復：“不！我的未來早在法國為華工服務時就已經決定：有生之年獻身為最貧苦的文盲同胞服務，不為文人學士效力。”
平民教育為國固本
歸國后的晏陽初，走上了平民教育之路。
1890年，晏陽初出生于四川巴中一個書香之家，自小，他就從父親那里接受傳統文化教育，10歲時，被父母送到新式學堂學習。學堂的老師為英籍牧師，晏陽初因此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是晏陽初很小的時候就會背誦的一句話。但他說，只有了解了世界和自己的國家后，這句話才成為自己內心的信仰。
他認為，中國人對于讀書觀念，常有一根本謬誤，以為讀書是讀書人的專業，其他的人可不必讀書。結果，全國四萬萬人中，有三萬萬以上的文盲，名為20世紀共和國的主人翁，實為中世紀專制國家老愚民。當今世界為民族智識的戰場，讓目不識丁的民族和飽受教育的民族相競爭，瞎子斗不過明眼人，是何等明顯的事理。
他痛感：“舉國之人，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戰；輕視公義，而重視私情，其團結力、公共心如何，更不待言。以如是的國民，來建設20世紀的共和國家，無論采用何種主義，施行何種政策，一若植樹木于波濤之上，如何可以安定得根!”
他認為，中國的問題雖然復雜，但必須先從發生問題的“人”上去求：因為社會的各種問題，不自發生，自“人”而生，發生問題的是“人”，解決問題的也是“人”，故遇著有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其障礙不在問題的自身，而在惹出此問題的人。
1923年，晏陽初發起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簡稱平教總會)。平教總會的董事長為熊朱其慧，晏陽初任總干事。執行董事共9人，包括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張訓欽、陳寶泉、周作民等。
平教總會的“平民文學委員會”，則由胡適、錢玄同、林語堂、趙元任等組成，顯示了晏陽初推動的平民教育運動的號召力。
為了推行平民教育，晏陽初與同道一起，編寫了《農民千字課》《士兵千字課》《市民千字課》等教材，奔走南北開展平民教育，讓成千上萬的人不再是文盲。
數年之后，他的努力得到了反響。
1928年5月，在南京舉行的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與會的蔡元培與各省市教育廳長及專家學者70余人，采納平教總會提出的計劃，擬定了在全國分期施行民眾教育的草案。
平教總會經過數年摸索，將平民教育的內容分為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與公民教育三端；實施步驟分三期：縣試驗期，省實驗期，全國推行期。這一計劃，完全被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在提案中所采納。
光耀史冊的定縣試驗
1926年10月，幾個穿藍布長衫的人來到定縣翟城村。他們找到當時的村長米老吉，拿出該村開明鄉紳米迪剛從北京寫的介紹信，與米老吉相商：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想在翟城村做平民教育與農場試驗，希望得到村里的支持。
米老吉早就對晏陽初與平教總會有所耳聞，加之有米迪剛的介紹，于是同意拿出村西頭的40畝地、一口井，供平教總會使用。
中國現代歷史上轟轟烈烈的定縣鄉村建設試驗，就這樣拉開序幕。
定縣位于河北省西部，距北京西南約250公里，在保定與石家莊之間。翟城村位于定西東部，當時共有368戶、2186人，其中米姓占多數。清末民初，鄉紳米鑒三在村中興辦高等小學與女子學校，一切費用均由米家提供。其子米迪剛游學日本回來，有意學習日本鄉村的經驗，開展鄉村自治。因內戰迭起而計劃告吹，米迪剛失意之下移居北京，不問國事。
不過，米家父子十幾年前的實踐卻吸引了晏陽初的注意。推行平民教育近10年，他與平教總會的同事們已經認識到，教農民識字，只是很初級的一步。農村要振興，必須進行整個改造。在米迪剛的推薦下，晏陽初決定到翟城村，以其作為鄉村建設的試驗場。
從1926年到1936年，在晏陽初的帶領下，先后有500多人從北京移居定縣，從事鄉村建設試驗工作。其中有1/3的人或因不耐艱苦、或因自感不會與農民打交道，相繼中途離開。
晏陽初一家7口，于1929年從北京搬到定縣。住到翟城村的平教總會人員，與村民混居在一處，為的是如晏陽初所說，避免在翟城村弄出一個“小北京”。
500余人中，有許多是留洋歸來的碩士與博士，著名學者、作家。這么多的知識分子匯聚在一個村莊，所為何來？
當時，不要說翟城村，就是定縣縣城內，也是塵土飛揚。住到翟城村的平教總會人員，連洗澡都需要回到縣城內。至于報酬，普遍比北京的大學教授少1/3。
定縣11年，晏陽初與他的戰友們留下了一份這樣的成績單：從事棉作改良，成功育成“四號中棉”及“平教棉”；改良白菜與梨樹，使之增產25%左右；引進波支改良豬，改良雞舍，同時輔以信用、運銷、購買等合作社的功用，使得定縣農民收入普遍增加一倍；建立農村衛生保健制度，設立村、聯村到縣的醫療體系，在全縣開展布種牛痘工作，控制了天花的流行；開展公民教育，進行農村自治試驗。
抗戰爆發后，河北省成為我國國防前線，平教總會立即編印國難教育叢刊，以講演、故事、小說、詩歌、戲劇、圖畫等體裁，砥礪國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1937年，在日寇大舉入侵下，平教總會被迫撤離定縣，到大后方繼續從事鄉村建設工作。
《劍橋中華民國史》在談到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時，如是評論：“從總體上看，各種鄉村建設試驗最終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們迅速煙消云散。保留下來的只是人們對鄉村社會是國家建設的根本這一見解的廣泛興趣。”
而時間已經證明，晏陽初們的精神遺產，并未煙消云散。
（據新華社）
黔網文（2021）
1658-001號
